大福兒的部落格

推薦序／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推薦序／卞鳳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譯序
自序       
人物簡介
第一章 終戰的激流與邂逅──傅秀松、孫海峰
第二章 海峽危機與軍人眷村
第三章 從中國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
第四章 國防部、旅行社、「偕行社」──戰後傅秀松的日本情結
第五章 日本統治前後的臺灣人
第六章 製糖工廠遺址的奇遇
第七章 兩個苦難──李麗珍的故事
第八章 與克利絲汀．哈根一起──許麗娟的故事
第九章  戰爭的記憶──各式各樣的人生
後記
參考書目
 

譯序

　　近幾年，出版界出現了許多書名冠上「你所不知道的」、「被誤解的」等字眼的臺灣歷史書籍，頗為暢銷。這種現象，反映出大眾對於了解臺灣歷史的渴求；另一面，也道出了大眾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充滿陌生感。

　　其實這些標榜「不知」、「誤解」的書籍內容，早已在近幾十年中積累了許多論著，臺灣歷史研究也已成為顯學。然而，何以大眾仍舊對這片土地充滿了「不知」與「誤解」？

　　究其原因，除了這些嚴肅艱澀的學術文字大多被鎖在研究者的書房裡或研討會中，與庶民生活脫節；另外，就是臺灣長期對於人文歷史教育的不重視。成績取向的歷史教育，強調的是記憶背誦，不僅容易讓人生厭，也連帶地讓學子們對於和自己切身相關的一切歷史敬而遠之。

　　◎歷史教育的缺陷

　　臺灣歷史研究曾有過一段很長的斷裂與空白。上個世紀，受制於研究環境與民族史觀，不僅歷史教育難有多元發展。在黨國教育體制下，大眾的歷史記憶也有著嚴重的斷層。對於這座島上曾經歷過的各種人、事、物，我們只能從官方篩選過的零碎片段裡，勉強拼湊出一種模糊的概念。在當時，歷史教育就是愛國教育，歷史研究也必須政治正確。至於那些「不正確」的部份，就理所當然地被隱匿，甚至被扭曲。

　　在我的高中時期，國立編譯館版的歷史課本裡，只有兩個部份提到臺灣史。一是第三冊第二十一章，在近代中國史的〈自強運動〉這一段裡，用一節的篇幅敘述沈葆楨、劉銘傳等人在臺的積極建設。再來，就是最後一章〈復興基地的建設〉，講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各項政績。此外，再無其他敘述。

　　這中間的斷裂如此巨大，以至於當我進入大學接觸到臺灣史相關課程時，才驚覺那一段對於近代臺灣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日本時代，竟在自己的教育經驗中呈現一片空白。

　　解嚴後，臺灣研究興起，過去不能討論的禁忌逐漸瓦解，歷史神秘的面紗得以揭開。在前輩研究者的努力挖掘下，相關史料獲得保存、解讀，為臺灣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這些研究，為了立論有據，引入大量的史料或表格數據，使大眾難以親近。學院內也因研究者苦於學術規範與升等壓力，對於史學成果的普及明顯力有未逮。

　　雖然這些研究內容也常被教科書採用，但仍擺脫不了「歷史教育，只教強塞硬記」的現實。二○○○年初，我在國中教授歷史科，此時正好是臺灣史單獨編為一本《認識臺灣：歷史篇》教材的時候。但這本照舊依時代遞嬗、政治發展為主軸的教科書，從史前時代講述到戰後，將各種紛雜的臺灣史事濃縮為課綱中僅有一學期、每週僅有一節課四十五分鐘的課程。就教學實務而言，這樣的時間分配明顯不足，實難有多餘時間補充相關資料，更遑論深入介紹這些歷史人物。在有限的授課時間與升學壓力下，老師們只好在課堂上畫重點，要學生背誦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這種教材看似充實，教學卻極度貧乏的課程內容，不僅讓人提不起半點興趣，更像是在讓學生們在誦經似的學習過程中，練習對自身所處的土地、生活的環境抱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

　　於是，學生們知道有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背誦米糖相剋與皇民化運動，卻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輩在日本時代如何搭火車上學、聽留聲機播放臺語流行歌曲，或者坐輪船到日本畢業旅行，擠在公會堂裡聽著臺上演講者大談女性主義，在戰爭時期疎開到鄉下躲避美軍空襲，甚至為了「報效國家」，志願或非志願的去南洋當軍夫或護士。

　　◎以人為主的歷史故事

　　研究所時期，教授曾要我們對臺灣的歷史分期做一討論。諸如明鄭與鄭氏王國，清領或清治，日據還是日治，這些用語都關涉著史家對於這個時代的評價與立場。而「日本時代」，這個讓臺灣人又愛又恨的年代，這段很難用一種觀點、一種立場就能夠完整表述的歷史，遇到臺灣戰後的政治處境，又讓這樣的情感變得更為複雜難解。

　　早期在民族主義的史觀下，對於「日據」時期的一切，講述者大多採取仇視與醜化的態度；到了解嚴後，對於「日治」時期所帶來的現代性與文明，則出現了各種歌功頌德的論調。這兩種極端，讓過去臺灣的歷史研究充滿了對立與衝突，至今仍在歷史教育中屢屢引起波瀾爭端。

　　若我們能拋開意識形態，聆聽曾經活在日本時代的人，他們所經歷的生活經驗、青春記憶，是否能稍稍撇除前述的這些成見，更貼近那個時代的真實？可惜的是，學界雖然累積了許多關於日本時代臺灣人生活經驗的口述、訪談成果，但談到把這些研究以通俗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卻起步甚遲。

　　本書作者大谷渡為關西大學教授，出生於一九四九年日本奈良縣，專長為日本近現代史。他早期主要研究近代日本教派神道之天理教，而與臺灣相連的契機，是開始研究一九二、三○年代活躍於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他於一九九年出版《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北村兼子　炎のジャーナリスト）後，為了繼續追溯北村兼子對當時東亞的觀察，於二○○二年來臺找尋相關資料，並撰寫〈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等論文，連接了日本與臺灣的關聯性。隨後他多次來往於日本臺灣之間，其足跡除了各大圖書館之外，也採訪許多大正、昭和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之後，他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將其研究改寫出版。二○○八年的《台湾と日本：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た人びと》、二○一五年的《台湾の戦後日本：敗戦を越えて生きた人びと》，透過這些書，向日本國內介紹這些曾經活在日本時代、與日本關係甚深的臺灣人故事。

　　《台湾と日本：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た人びと》一書已於二○一七年中譯為《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書中以北村兼子至臺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等，延伸到她來臺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人爭取民族運動與民主的過程。作者並將人物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一圈一圈地，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而在本書中，作者不僅承繼前書的口訪記錄，並有野心地想要透過生於日本時代、戰後轉換國籍的這些臺灣人，發掘他們內心深刻的複雜情感與變化，從而建構出臺灣人從戰前到戰後的精神史。本書的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傅秀松為主軸，從她的求學過程、在戰爭時期響應徵召遠赴廣東擔任看護婦助手，因戰敗進入集中營，輾轉回到臺灣，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統治政府。然而她學習北京話、裁縫、打字技術，努力適應戰後臺灣社會；又邂逅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國軍孫海峰，婚後活躍於婦聯會。她沒有忘記在青春歲月中留下美好記憶的日本時代，與日本友人、工作同僚仍保持密切往來；但也對於戰後日本政府刻意忽略這群曾為日本國效力的臺灣軍人軍屬感到不平，持續地投入平反運動，爭取應有的自尊與權益。作者並透過其夫孫海峰的經歷，導引出中華民國與日本軍方在戰前戰後鮮少人知的合作關係。

　　接續傅秀松的故事，作者在第五章以同樣在戰前參加過篤志看護助手的張蕊、李寶玉、李淑容等人的遭遇，描繪在戰前生為日本人為日本效忠，面對戰敗、政權轉換後心境的變化。而第七、八章也是以女性角色為主軸，描述李麗珍與其家族，在經歷過戰爭時期的苦痛後，又遭逢二二八事件、哥哥與表兄弟遭到射殺的磨難。李麗珍與其妹許麗娟因受到基督教傳教士克莉汀．哈根的感召，在戰後遠赴日本讀書並參與傳教事業，在人生的道路上交錯後，又各自追尋人生之路，唯一不變的是對信仰的堅持。李麗珍與其丈夫高俊明牧師一同在臺灣致力於傳道；許麗娟則留在日本，陪同哈根傳教長達四十年。

　　除了著重一向被歷史忽視的女性角色之外，作者在第五章也介紹了臺灣好友張德卿與他的友人，並記錄張德卿在戰爭時期參加「拓士道場」的訓練經驗。另外，在第六章中，作者在臺南佳里的總爺糖廠僅憑入眼的兩張照片，戲劇性地牽引出照片主人翁李德樹的多彩人生，記錄了他於戰爭時期遠赴日本高座當「少年工」，戰後在糖廠工作、加入樂團等經歷。最後，作者在第九章將曾經訪問而未能刊行的人物，列舉他們的戰爭經驗與戰後的際遇，並在文末有感而發的表示，這些書中的人物，很多已經無法再見，急切呼籲這些口述調查需要及時進行。

　　◎歷史其實離我們並不遠

　　本書第二章提到的婦聯會，近年屢以黨產問題見於新聞媒體；當時的模範眷村婦聯一村，卻是被強迫拆遷的新北市大觀社區前身。歷史，俯拾即是。

　　在翻譯本書的同時，恰巧有機會參與中研院臺史所鍾淑敏教授的臺灣兵影像記錄計畫。正如大谷渡教授在書末的呼籲，為了能即時留下這些珍貴記錄，計畫團隊聯繫了許多在戰爭時期參與戰爭的軍人、軍屬與看護助手等臺灣人。可惜的是，有些人因為身體狀況不允許最終無法受訪，有些甚至因無法再見而抱撼。接受訪問的老先生、老太太年齡幾近百歲，他們參與戰爭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人是賭一個能到海外見世面的機會，選擇遠赴中國擔任看護助手，幸運地從戰地平安返臺後當了醫師娘，從而改變了一生際遇；有人是為了脫離貧窮受薪水所誘前往南洋當軍屬，其後半生在日本、臺灣、中國之間不停擺蕩，至今仍為日本賠償問題而馬不停蹄。

　　這些上個世紀所發生的故事，從他們口中所描繪卻是歷歷在目。不禁自問，如果生在那個年代，能否有勇氣面對戰爭帶來的磨難？經歷政權轉換，能否堅持信念活下去？而這些問題，這個世代的臺灣人是否也仍需面對？